2015年6月6日19点30分，改革先锋步鑫生，步鑫生因病于在家乡浙江省海盐县去世。
步鑫生，浙江海盐人，1934年1月23日生于裁缝世家。曾任海盐衬衫总厂厂长，八级裁剪师，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20世纪80年代初，他解放思想，大胆改革创新，使企业迅速发展，其独创精神开风气之先，得到了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的肯定与推广。1984年，全国掀起学习步鑫生改革创新精神的热潮，推动了全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他被中央主流媒体评为1984年全国十大新闻人物，2008年荣获“中国企业改革纪念章”，“步鑫生神话”由此轰动全国，成为80年代知名度最高的企业家。
步鑫生用一把剪刀剪开了中国企业改革的帷幕，其形象已永远被定格在新中国改革历史的第一页。
有尊严地离去
步鑫生去世前还是喜欢抽香烟。年轻时他抽烟抽得很凶，一天两包，今年5月后，虽已重病缠身，他仍然习惯每天抽两支，多的时候抽四支。6月4日中午，他像往常一样，点燃了一根中华牌香烟，熟稔地吸了一口，却不无感伤地说：“抽上去没味道了。”这个倔强的老头似乎知道，这可能是自己抽的最后一支烟。
此时的他已经连续数天水米不进，勉强喝进去一点粥，也会忍不住立刻吐出来。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的意识还一直清醒。医生说还可以再抢救，但他却一直在说“拿下，拿下”，示意医生把氧气面罩拿掉，不要对他进行过度抢救。在此之前，他就再三关照医生和家人，临走时不要抢救，不要去重症监护室，不要在身上插满管子。
2015年6月6日傍晚19时30分，这位传奇人物的生命年轮永远地定格在82圈。
事实上，步鑫生能坚持到现在已属奇迹。早在15年前，他就被查出患有肾癌和前列腺癌，在上海中山医院施行手术摘除了部分器官。“那个时候我真的觉得他要完了，躺在病床上气若游丝。”在身边人敏敏的悉心照料下，步鑫生竟然奇迹般地慢慢调养过来。他曾经非常自信地对朋友说，他要争取活过90岁。
在漫长的调养期里，病退的步鑫生开始有时间练练书法，看看书帖和史书。“他喜欢榜书，爱写‘龙’字，一纸一字，写不惯小字。”敏敏告诉我们，他最开始用包中药的牛皮纸一张张铺平摞起来练字。步鑫生的字备受朋友们喜欢，2012年春，浙江省文联的一位领导与他首次见面，就向他求字。“但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等到他的字练得刚刚有点起色，病情却加重了。”
2013年11月底，年近80的步鑫生明显感觉腰腿酸疼，走起路来很不舒服。一检查，原来是癌症复发，全身性扩散到腰椎、颈椎等多个部位。按照中山医院当时的说法，像步鑫生这样的病例，医院一共接收过3000多例，最长的存活时间未能超过11个月。但步鑫生偏不信邪：“别说11个月，我要活它几十个月！”这个刚烈老人的性格历来如此，越压制，越反抗。他还不忘安慰家人：“哪里多了一个（肿瘤），又怎么样呢？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可怕的。”
手术前一天傍晚，步鑫生特地把家人叫到病床前，并请好友张新祥和林坚强做见证。“他拿出了三封信。第一封信写给家乡浙江省海盐县政府，假如这次手术他醒不过来，把自己多年收藏的字画、信件等物品捐献给政府。他甚至把目录都详细列好了，写满了整整几大张纸。”老人的周到细致让张新祥印象深刻。“第二封信写给中山医院的领导，实际上按照他的年龄和病情已经不宜再动手术，但他让医生大胆地动手术，万一有问题跟医院无关。第三封信写给子女，万一手术不成功，千万不能责怪医院和医生。”
所幸第二天的手术很成功。在术后恢复期间，步鑫生能坐着就绝对不躺着，能站着就绝对不坐着，连见惯病患的护士都很佩服他。在家人的印象里，似乎从来没听他喊过疼，甚至和别人说起病情时，他依然眉飞色舞，好像说的不是自己。哪怕病重至此，这位瘦小的老人，骨子里依然强悍。
唯有家乡是老人心底柔软的疼痛。自从1988年负气离开后，在外漂泊多年的他始终没有回到这块伤心地，连养病也选择了100公里外的上海。在生命的最后时光，海盐县领导的盛情相邀和朋友的热心相助，终于温暖了这个“谁也不买账”的倔老头曾经伤痛的心。他不止一次对朋友说：“树高千丈，落叶归根，我想回家了。”2014年6月8日，重回故土定居的步鑫生将多年收藏的字画、印石、信件也一并捐给了家乡。“步老虽然名气大，但物质条件并不优越。”多年老友林坚强对步鑫生的无私举动很感佩。
病重时有朋友探访，步鑫生仍然会穿上笔挺的衬衫来见客。与服装打了一辈子交道，步鑫生非常注重仪表，在他看来这是一种礼貌。“他从不做家务，唯独衬衫不让身边人洗，怕洗坏洗皱了。”敏敏告诉我们，以至于连身后要穿的衣服他都提前挑选好——湖蓝色衬衣、蓝色领带和西装，外面盖的被子要红色带金字的薄棉被。“怕儿孙打不好领带，他亲手提前打好。”
在最后的时间里，步鑫生的状态在往下走。纵然不舍，敏敏心里也明白，不管怎么努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他走向衰弱。“他非常坚强，非常乐观，只可惜他得的病太凶了。”敏敏轻轻地说着，眼光望向窗外，陷入了沉默。停顿了几秒后，郑重补充道：“他走的是有尊严的。”
小裁缝的改革
“如果说遗憾，步鑫生此生最大的遗憾或许就是他辛辛苦苦办起来的海盐衬衫总厂没了。”林坚强告诉我们，每次提起，老人失落的神情就像丢失了珍贵宝贝的孩子。海盐衬衫总厂的旧址，如今已变成了一片高档商业住宅区。走在这里，丝毫看不到过去的影子，只在东南一角竖起了一块旧址纪念碑。步鑫生一直不愿重回这里，甚至还会刻意绕开。对他来说，这里飘荡着他的改革岁月，也深埋着他心底未能彻底打开的心结。
浙江海盐县地处杭州湾北岸、钱塘江口，汹涌的钱塘潮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从这里溯源而下。步鑫生是海盐县武原镇上有名的步家裁缝的后代。他童年时父亲因病去世，母亲吴银宝含辛茹苦将兄弟三人拉扯长大。在小弟步焕章的记忆里，二哥步鑫生从小就不喜欢循规蹈矩，与自己老实温和的性格截然不同。步鑫生小学毕业后便跟着堂哥学手艺，缝纫技术堪称一流。当时，小镇上有头有脸的人物，都愿意找他做衣服。逢年过节时，他常常加班到深夜。
1956年的手工业合作化运动中，步家的荣昌裁缝铺也合作化了，年仅22岁的步鑫生成为武原缝纫合作社的负责人。1958年在“大办钢铁”运动中，他调任安吉县邮局晓丰支局负责人。直到1962年，他才重新回到海盐县红星服装社（海盐衬衫总厂前身）做裁剪师傅。红星服装社是一家县属集体企业，由于没有自销品牌产品，发展很慢。通过长川坝落塘大队一家社队企业牵线，才与上海卢湾区一家衣帽公司接洽上，为对方批量加工服装。此时已经当上车间主任的步鑫生就提出过奖励工资等建议，但未能实施。
林坚强与步鑫生相识于1971年春天。初次见面，这个身材瘦削、发式清爽、衣着考究的精干中年人就给林坚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说话时不停地挥动手臂，并不时向你投来神采飞扬的目光。”在林坚强看来，个性独特的步鑫生此时就已经是个争议人物。“他胆子很大，敢说敢做，悟性很高，办法也多。但他主观意识很强，认为不合情理的事，即使是顶头上司，也敢当面顶撞。”
1979年，精通业务的步鑫生成为海盐衬衫总厂管生产的副厂长，两年后升任厂长。当他接手时，这家只有60多名员工的小厂，固定资产仅2万多元，年利润5000元，连老工人的退休金也发不出来。四五十万件衬衣，有近一半堆在仓库里卖不出去。当时安徽凤阳等地的农村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已见成效，但“吃大锅饭”仍然是企业中的普遍现象。步鑫生认为，这种笼统沉闷的制度养了太多闲人，即使勤劳肯干的人也心安理得地变成了懒汉。
这个裁缝出身的精瘦男人很快亮出了火药味十足的一整套改革“撒手锏”：从1979年起在海盐衬衫总厂实行联产计酬制，“实超实奖，实欠实赔，上不封顶，下不保底”；砸了“铁饭碗”的用工制度，将懒惰职工毫不手软地予以辞退；改革不合理的劳保福利制度，根除“泡病号”的流行病。
除了生产改革，步鑫生的改革还延伸到了销售领域。从1979年开始推出“双燕牌”衬衣和“三毛”牌儿童衬衣两大自主品牌。他派人常驻上海，研究上海衬衣款式、花型的变化，设计出一些新款式衬衣到上海试销，然后根据试销情况，从中挑选最畅销的品种，成批投入上海市场。“双燕”和“三毛”逐渐在上海市场上取得了地位，全国各地驻上海的采购员也纷纷到海盐看样订货。他还采取在各地举办展销会和请服装店特约经销的办法，使产品远销全国20多个大中城市。
除此之外，他还定下企业的招待标准是三菜一汤，在上海人民广场登霓虹灯广告，租下一辆皇冠牌小轿车往返上海、海盐接送客户，销售员出门跑业务坐飞机、坐软卧，让职工唱厂歌，佩戴厂徽……
这些在现在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在当年却无一不是充满争议甚至冒着政治风险，甚至有声音说“比资本家还资本家”。为此，步鑫生也遭受了不小的压力。有女职工写信到县妇联告状，这封告状信辗转交到县委副书记的手中，他批示让步鑫生把病假劳保制度改回来。当主管部门的一位副经理拿着这封批示去找步鑫生时，他却当面将其撕得粉碎，扔进纸篓，只留下这样一句话：“我当厂长，要对整个企业负责，对全体职工负责，如果他要叫我补发工资，你叫他来发吧。”
虽然骂声不断，告状信满天飞，但不可否认的是，步鑫生的管理充分调动了职工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企业的效益越来越好。1982年，海盐衬衫总厂以年生产130万件衬衫的能力一跃成为浙江一流的专业衬衫厂，固定资产从步鑫生接手那年的2万元，增加到1982年的113万元，3年间实现利税164万元。
即便时间坐标移到今天，步鑫生当时提出的口号依然严苛：分配原则是“日算月结，实超实奖，实欠实赔，奖优罚劣”；生产方针是“人无我有，人有我创，人赶我转”；管理思想是“生产上要紧，管理上要严”……
此时的步鑫生尚不知道自己的这些朴素话语将成为划时代的改革“金句”。“我是被‘逼’出来的，那时，我也不知道这是‘改革’！”步鑫生后来这样评价，当时搞企业创新，只是为了破除一些束缚企业生产发展的旧东西，不料在打破条条框框中，自己竟成了“改革先行者”。
造神与破灭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1978年以来第一个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题的文件，也是第一次对中国改革进行的“顶层设计”。此前，自凤阳小岗村发端并全面推行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取得成功，改革重点逐渐向城市转移。从中央到地方，迫切需要一位“暴风骤雨式”的破冰者。步鑫生恰好契合了这一期待。
1983年4月26日，《浙江日报》刊登了报告文学《企业家的歌》，用整版篇幅介绍了步鑫生矢志改革的事迹，在全省工业系统引起轰动。11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个有独创精神的厂长——步鑫生》，并以“编者按”披露了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的批示：“对于那些工作松松垮垮、长期安于当外行，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步鑫生的经验当是一剂良药，使他们从中受益。”
料想不到的是，《工人日报》随即刊发的一篇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独创精神》的内参中，却报道了步鑫生擅自撤销厂工会副主席赵荣华职务的事件，指责他“独断专权，欺压工人”。截然相反的事实，引起了胡耀邦的高度重视，他批示要求新华社会同浙江省委对步鑫生再做深入调查。
1984年春节期间，联合调查组冒着大雪深入海盐。最终，在浙江省委提交中央的调查报告中，步鑫生被调查组定性为“一个有缺点和弱点的改革家”。胡耀邦在该调查报告上第三次批示：“抓住这个指引人们向上的活榜样，对干部进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统一思想，推动经济建设和整党工作。”
在中国，“榜样”有着极其特殊的含义。几乎一夜之间，步鑫生“红”了。媒体对步鑫生的采访铺天盖地而来，在巨大舆论的催化下，“步鑫生神话”席卷全国。短短两个月里，海盐县武原镇上迎来了潮水般的参观人群，高峰时每天多达几千人。这样火爆的场面连步鑫生自己也无奈：“干脆把我放到动物园给人看算了。”
在人潮中，一位名叫鲁冠球的年轻人，怀揣两张《人民日报》，徘徊在衬衫厂门口，他刚刚用自留地里价值2万多元的苗木作抵押，承包了厂子，取名万向。但保安并没有让他进门，因为有关方面规定，只有司局级干部才能面见步鑫生本人，其他人只能听听录音。最后，他只好托《浙江日报》记者引荐，才破例获得了15分钟与步鑫生面谈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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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鑫生去世，30年浮沉“斗士”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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